“每天除了4至6小时的睡觉时间，其余时间基本都在工作。”“研究没有独立性，只能做PI（课题组组长）的‘打工仔’”“带着激情和奉献努力工作，通往永久职位的道路却笼罩在黑暗中”……
处于学历“金字塔”顶端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在为职业前景、工作压力和稳定性等问题感到不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多位博士后对晋升压力和不明朗的就业前景表示担忧。
不过，作为“过来人”的多位教授则认为：博士后制度不是招生，而是招工；博士后站没有义务做“学术慈善”，为博士后提供训练和晋升通道。
截然不同的观点指向相同的核心问题：随着博士后队伍的扩大，博士后的定位是否应该发生变化？博士后制度是否应当适时调整？
博士后的“苦恼”
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行博士后制度，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当年仅有1人进站。到了2019年，博士后进站人数达到25514人。
博士后人数的增加和终身教职晋升通道之间“僧多粥少”的矛盾日益凸显。工作压力大、晋升通道窄小，让许多博士后苦恼、心焦。
1.终身教职“摸不着边”
李想是北京某研究所一名岗位博士后。按他的说法，岗位博士后比普通博士后“高一级”——在博士期间比普通博士后发的论文数量多，博士后期间的工资由国家、研究所发，导师不用出资。而普通博士后的工资大部分由导师出，研究方向也更容易受到导师限制。
尽管如此，对于实现心中的理想——留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再努力晋升为副研究员、研究员，他并没有太多信心。
进站一年多，他已经发了一篇论文，距离跨越从博士后到助理研究员的“门槛”还差一篇“一区”（所发文章期刊需在领域内排名前25%）。眼看两年研究时间即将到期，他决定申请一年延期，继续追逐目标。
李想时刻都能感受到肩头沉重的压力：因为即便论文达标，也只是跨过从博士后到助研的“第一道关”，想要通过“第二道关”晋升“副高”，还要申请一项国家级基金（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中央组织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而这些项目的年龄上限是35岁。
“如果超过35岁申请国家基金，就要与副研、研究员等一起竞争其他项目，那样希望更渺茫。”这让今年34岁、刚当上“奶爸”的李想觉得“压力山大”。
再进一步，李想说，即便能够达到所在单位副高评级的要求，也可能因为竞选人数超过岗位名额而落选。“来年还会有新人达标，岗位竞争将进一步加剧。这无形中就造成评副研只能‘排队上’。”李想说，“即便评上副研，也不一定有编制，意味着你还是合同工。”
2.超过35岁，博士后也“不香”
“认清现实吧，博士后肯定不是‘避风港’。”北京某双一流高校博士后邬晓梅向《中国科学报》直言。
“写论文、写报告、写基金，这是基本的工作状态。”她说，“博士后是给博士生提供的二次选择机会，如果不加倍努力，连博士毕业时的工作都找不到。”
邬晓梅坦言，凭借目前的成绩不大可能留校，即便通过博士后延期也很难有质的飞跃，所以决定优先找工作。“而且，很多用人单位的招聘年龄都卡在35岁以内，这对于一些大龄博士后来说是不利因素。”33岁的她想“趁年轻”赶紧先找个“槽”。
在“超龄”之前“跳槽”，这也是王勇的打算。他刚从广州某“985”大学博士后出站，现在该校做“特聘副研究员”。
“说是‘副研究员’，其实也是合同工，相当于是博士后续聘或‘二次进站’，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工资待遇跟以前差不多。”他说。
近年来，王勇所在的大学扩招了大量博士后，在社会上引起关注。考虑到该校助教岗位少，加上行政人员官僚气息严重，王勇并不奢望留校，而是希望通过博士后经历提升自己在论文写作、授课、表达等方面的技能。
“在35岁到来之前，中途如果找到合适的职位，我就跳槽。”34岁的他距离做出这个选择越来越近。
3.期待“更好的”博士后制度
此次采访中，多位博士后表示，尽管目前的薪酬买房绝无可能，但日常生活都过得去。有博士后表示其薪资介于讲师和副教授之间，还有人表示其薪酬甚至高于副教授。
让他们忧心的是，除了晋升通道变窄，一些高校在岗位招聘时，往往存在“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思想。“海归”博士后和其他人才往往会得到诸如安家费、科研启动费等更高的待遇，而本校博士后即便是达到副研究员标准留校，也不会得到相关资助。
让他们感觉“压力山大”的还有论文发表数量，一些人认为这种对博士后劳动的“压榨”，不仅会打击他们的科研积极性，也不利于创新。
其他一些现象也受到博士后诟病，如一些地方和用人单位承诺给博士后额外资助，结果成了“空头支票”；一些用人单位要求退站博士后退还在校期间所有工资和福利，形成“不平等条约”。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博士后杨国骞在今年3月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短文中呼吁：“中国需要更好的博士后制度。”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杨国骞表示，高校为了快速发表论文而大规模扩增博士后群体，实际上并没有让博士后得到有效训练。为此，他建议，设站单位应为博士后提供多元化的环境，如增加企业招聘会等，让博士后清楚，在研究机构做科研只是众多科研工作中的选择之一。
博士后招聘不是“搞慈善”
针对博士后的“苦恼”，高校是否应为其提供更多职业培训和晋升通道？博士后制度是否急需改革？
多位教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博士后的定位”：博士后并非“学历”教育，而是一种职业“岗位”。
“博士后工作站是博士无法及时就业的缓冲区，没有义务做学术慈善，为其提供训练和更多晋升通道。”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直言。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也表示，博士后是一份带有“很强实习就业意味”的临时性工作，高校需要明确告诉博士后这一岗位的性质，以消除他们对这一岗位待遇产生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1.正视“临时打工岗”
据统计，经过35年的发展，截至2020年，我国已设立7000多个博士后站（331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3850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全国累计招收博士后25万多人，期满出站博士后近15万人。
“这7000多个博士后站，无论是哪一类，都是临时性的工作岗位，而不是学历教育，并非学业的延续。”江晓原说。
博士毕业找不着工作，通过做一站博士后来缓冲，发表论文、积累人脉、增加资历后继续找；而高校通过招聘博士后作为临时雇员来撰写论文，提高影响力。江晓原表示，这种方式可以让供需双方实现“共赢”。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褚建勋看来，现有的博士后制度，包括一些高校斥资扩招博士后做科研，并没有不合理之处。
“用人单位就像一个人才市场，只要有经费，就可以招聘尽可能多的博士后。如果你在博士后当中水平很高，就会被留下来；否则，干两年走人，再找一个差一点的地方很正常。”褚建勋说。
“美国就是利用这种机制吸引各国博士做两三年的研究，然后把最好的人才留下来，促进科学研究的繁荣。现在我们的博士后制度发展得还没有这么充分。”他补充说。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高学历人才稀缺，这使得博士后一度被视为比博士更高的‘头衔’，并被作为师资力量来源给予留校等各种政策优惠。”熊丙奇说，时至今日，很多人对博士后的定位认知仍未转变，希望获得以前的“优待”。这种认知偏差造成很多博士后对当前晋升通道缩小极不满意。
“整个高等教育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对博士后定位的认知也必须改变。”他说。
2.看清“论文责任”
博士后期间单一的“发论文”训练，包括无法随心所欲研究喜欢的方向，也是此次采访中博士后的“槽点”之一。
“对个人来说，论文是博士后工作期间绩效的最直接反映。如果连论文都不写了，靠什么评价你的成绩？”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袁军鹏如是问道。
袁军鹏仍然记得15年前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做博士后的情形，当时该校博士后人数就远超职员。“博士后是科研创新的一个重要群体，只要你能肩负起责任，干得了事，就不会被忽视。”
对此，江晓原也表示，博士后是由工作单位和指导老师共同资助的，被要求完成用人单位的论文指标和按照导师的要求做事是合理的，“没有理由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针对一些用人单位要求退站博士后退还在校期间所有工资和福利的问题，江晓原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霸王条款”或“不公平条约”，而要看具体情况：假定博士后已发表所规定的文章，就不应该向其追索相关退款；假定一篇文章没有发，什么都没做，却享受了一年待遇，当然要追回。
“任何一个工作岗位的雇佣，其实都是一种交易。如果一方完不成交易事项，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争执。”江晓原说，“用人单位设立博士后站，都不是在搞‘学术慈善’。你拿着比讲师还高的工资，玩上两年就出站了，这合理吗？”
“如果你干不完活、发不了论文，就不能指责雇佣你的人。”他补充说。
3.进站“三思而行”
博士后扩招导致可供高层次人才争夺的职位越来越少，很多博士后不得不放弃最初的高校终身教职目标，下沉到中学甚至是小学当老师。
博士后的成本收益比日益“缩水”，还要不要做博士后？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强烈愿望和才能，就朝这条路走；否则，这将是非常艰苦的一条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永谋分享自己的切身感受说。
他寄语“后来者”，选择做博士后一定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同时对这个阶段的考验要有心理准备，努力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拓展学术成果与影响，融入学术共同体，最终获得永久职位。此外，还要意识到博士后道路不见得百分之百会成功，不盲目地被未来的预期和愿景所误导。
“如果没有这样的打算，可以早一点进入社会。这样对他个人有利，年纪比较轻，各方面可塑性更强。”刘永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