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在谈到新型城市化时指出，城市化或现代化有多重维度的内涵，其中一个重要内涵是人的发展。杜维明直言：“我感到，文史哲在整个中国文化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是破产了，破产到了一个可笑的情况。现在中国精英大学的博士后的最高理想是考公务员，考不上就觉得非常丢面子。”

在昨天论坛的集体采访环节，有记者引用杜维明的这番话向其他学者询问引发讨论。澳门城市大学校长颜泽贤教授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不是丧失而是“遮蔽”。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治国理念、国民心态上“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大学中。学校教导学生好好学习，毕业以后找一个好工作，这是注重功能主义、实用主义，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阶段，但这个阶段也不能太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会逐渐地找回人文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元浦教授指出，大学精英考公务员主要是体制性问题，很多人认为“做官”有许多潜在的好处，这是由于制度上的不完善，带来大家的某种期许。但总体上说，精英分子进入政府没什么不好，大家也希望更好的人来治理国家。

颜泽贤也认为，人文学者等到行政管理部门任职是好事。“国家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官员往往是学工科理科的比较多，之后是学经济的，接着是法律，最后是人文。按照这样的规律，人文学者到行政部门，有利于影响各级政府的决策，以越来越注重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