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文社会科学类的高等级刊物是指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各研究所主办的一些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社会学研究》等。高等级的科研项目是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它是国家级的，又分为重大、重点与一般项目。各省市宣传部门的社科项目与部委项目则为省部级项目。学术奖项的等级，目前最高的是教育部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各省市的哲社类奖属于省部级，也为各高校所看重。

　　至于教学考核是否优秀，其实也与教学研究项目、科研成果有关，一个没有得到体制认可的教师，即使有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那样的教学效果，其考核结果也不会是优秀。

　　这些考核标准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对高校教师来说，如果想获得优秀的考核结果，要么是在官方评定的高等级刊物上发表论文，要么是拿到官方招标的重大项目，要么是获得官方颁发的荣誉称号。

　　我并不否认，在《中国社会科学》一类的学术杂志上，经常有高品质的论文发表，一些优秀的科研成果也会获得项目资助与荣誉称号。但是，在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科研的环境中，很难想像一些具有争议性的学术论文能在上述“高等级刊物”上发表，一些被认为有敏感性的科研计划能获得官方项目的资助，而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学术成果能获得官方标准的认可。例如上海历史学者萧功秦先生关于新权威主义的研究，即使是批评萧先生观点的人，也承认萧先生多年的研究，从未获得过任何国家项目的资助。当然其成果也不能在什么“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更遑论获得学术奖项，尽管萧先生多年来的学术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在这种考核标准的制约下，对原来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教师来说，如果你想考核合格乃至优秀，就必须首先将自己的学术工作“行政化”，让自己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属品。至于那些发表在地方刊物或海外刊物上的优秀论文、民间组织资助的研究项目、学术团体授予的荣誉称号，以及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认可等，在当前高校对教师的考核标准面前，都是无足轻重的。

　　更为重要的是，高校教师学术工作的“行政化”，带来的是高效人文精神的萎缩。为能够在高等级官方刊物上发表论文，学者们是不会考虑一些敏感性的论文选题的。为获得官方颁发的荣誉称号，学者们只能放弃对现实问题的批评性立场。为拿到官方招标的重大项目，学者们也只能看政府教育部门主管官员的脸色行事。

　　这样的专家学者，也很难培养出具有人文精神的学生。自己已完全屈从于“行政化”的学术标准，一方面不可能让自己的学生有质疑的科研精神，但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为完成科研指标，只能用“行政化”的手段来管理学生，利用他们的廉价学术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符合官方标准的“学术成果”，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长此以往，人们看到的只能是高校众多师生人文精神的萎缩。而在学术官僚与教育行政机构眼里，学术研究似乎也没有什么高深之处，有的只是论文发表数量与项目，至于学术观点与内容创新，以及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了。我本人悲哀地看到，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已习惯以追求功名利禄为荣，谈论学术研究为耻。

　　而对于一位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学者来说，他很难想象自己没有了批判性，能容忍自己被“行政化”。学术研究本应独立进行，对学术成果的评判只能来自学术共同体，而不是来自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尽管今天中国的学术共同体还很不成熟，不能要求太高，但所见现状只是学术日益“行政化”，并不是走向独立化。只要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学术共同体就永远发展不起来。这真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悲哀。

（作者系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