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所在的高校里，正面临着一项改革。这项改革就是一年前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力推的“南京九条”。

　　受困于44%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杨卫泽力陈，“南京九条”就是“尚方宝剑”，希望在南京市层面，打破困锁创新的围城，最大程度激发和释放科教资源的能量和价值。

　　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吴晓蓓代表，细数了这九条新政，创业身份、职务发明收益、学校占股比例……按照她的说法，这些给不敢走出围城创业的科技人员打开了“一扇窗”。

　　但作为南京理工大学校长助理，她一直担心一个现实问题：“人都出去了，学校该怎么办？”

　　吴晓蓓道出了一些高校的疑虑。高校老师该教书育人，还是该出门创业？拿职务发明出去创业，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

　　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深水区，“南京九条”率先探索必然率先遇到问题，而这“围城”内外的激辩，也揭开了我国科技与经济隔阂的冰山一角。

　　“南京九条”触动高校神经：人都出去了，学校怎么办

　　“高校是干什么的？”“南京九条”实施以来，吴晓蓓未曾停止这样的发问。

　　按照目前公认的说法，高校有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而在吴晓蓓看来，前两个职能是最基本的，这也让她生出质疑：“人都出去了，学校怎么办？”

　　在吴晓蓓所在的大学，刘和义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去年1月，“南京九条”出台后，当刘和义读到“科技人员离岗创业3年保留身份、正常晋升，职务发明成果收益按60%至90%比例划归科技人员，允许科技人员在完成单位任务前提下在职创业”等规定时，立刻下定了创业的决心。

　　把“自己的技术成果，变成有益社会产品”，新政出台当月，刘和义就以兼职创业的形式，通过技术入股与学校合作创办了公司。

　　对此做法吴晓蓓并不完全赞成。在她看来，高校从来不保守，也愿意支持科技成果以各种形式运用到社会上，但“高校师资力量并非饱和，往往掌握领先技术的老师，基础研究、教育教学都不差，出去创业高校舍不得”，况且，“人的精力有限，兼顾创业和科研，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吴晓蓓指出的矛盾确实存在。在度过创业的蜜月期后，刘和义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永远无法明确的角色定位：在学校，他要开展教学、科研、申报项目；在公司，他要兼顾技术、资金、市场营销。创业一年，他坦言，最大的感受是累。

　　在吴晓蓓看来，“南京九条”对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件好事，但这样的改革并非“方向”。“教师办公司获利丰厚，但却失去了科研的环境，相比而言，高校创造的社会财富更重要。我认为，不能因为这短短九条，就将教师诱导到急于‘拿回报、享受成果’的观念上。”

　　“改变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难题，关键之处不在科技人员是否出去，而在资产是不是能出去。”在江南大学副校长金征宇代表看来，“南京九条”可以做，但不该成为各地的重点。

　　东南大学校长易红代表则表示，要辩证地看待高校人才创业。“在新政鼓励下，老师创业数量有提高。但有好成果的教师，不见得是好的创业者。实现成果转化的形式有多种，不必强求创业一种形式。”

　　政府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在体制“天花板”上破解三大难题

　　出台“南京九条”，杨卫泽把矛头指向科技体制改革的三大问题：“科技创业者身份的后顾之忧”“科技人员与科研成果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科技创业企业初创期资金短缺、产品销路和财税负担的难题”。

　　在他看来，南京现有的创业人才大多是海归，市内市外创业人才较少。“现在科技成果大量沉睡，体现在论文中，而没有体现为产品和产业。这个问题既不在于大学科研院所，也不在于科研人员，而是体制和机制阻碍了人才科技生产力的解放。”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代表全程参与了“南京九条”的调研。在他看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南京迫在眉睫。

　　在过去多年里，南京在产学研合作、设立产业基金等方面屡有尝试，但这个拥有江苏80%“211”大学、70%省级以上科研机构的长三角科技中心城市，2011年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仅为44%。

　　“‘南京九条’的出台，这是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一个尝试。”沈健认为，“南京九条”有两个希望，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教师在科研时要多承担应用性课题；让更多科技成果不再束之高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沈健看来，改革首先要破除思想阻力——拿职务发明出去创业，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国家投了钱，教师拿工资，科研成果属于职务发明。拿着职务发明去创业，这是违法的。”金征宇的观点，记者从不少高校代表中得到了回应。

　　针对这样的争议，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代表坦言：“高校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成果应该归纳税人所有。在我看来，把成果烂在抽屉里，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如果转化出去，让全社会享有，这非但不属于流失，还属于为国家造福。”

　　随着“南京九条”，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前后，“武汉黄金十条”“济南十一条”等一系列各地新政也纷纷出台。南京市市长季建业代表认为：“高校、院所、企业各有各的价值目标、考核导向和利益追求，最大力度地整合各类科技创新资源、最大力度地激发各类创新创业主体活力，正是政策上要突破的关键、认识上要突破的重点。”

　　用改革的方法创造新财富：关键是让创新资源流向市场

　　读着“南京九条”的条款，金征宇感慨，政府在旧有体制上开了一扇窗，更应在科研和市场间搭起一座桥。

　　“高校、院所、企业构成了一个完整创新链条，链条每个部分都有所长。政府要做的是让每一个所长更长。”在金征宇看来，“创业不是科研人才擅长的。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政府要在科技中介上发力。”

　　“在澳大利亚，大学和专业的科技成果推广机构合作，市场有需求，专业人士就把成果推荐给企业。在江南大学，我们把科学技术研究院当成中介机构。”

　　金征宇所在的江南大学，在酿酒、食品等领域颇具影响力，但综合实力很难和清华、北大、复旦等一流高校抗衡，这就意味着从政府“拿项目、拿资金”的能力相对较弱。

　　金征宇告诉记者，把“科技和社会服务”作为发展方向，该校组建成果转化服务机构“科学技术研究院”，从企业和产业中拿到了充足的横向经费。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研究院在科研和市场间搭建了一座桥。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质疑：“全国白酒企业的老总大多出自江南大学，该校甚至可以看成全国白酒企业的一个大的研发中心，这让该校和市场具有天然血缘关系。大多高校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也很难采取同样的做法。相比之下，‘南京九条’从科技人员入手，让创业者不再偷偷摸摸，让有智慧的人先富起来，在现阶段更具可行性。”

　　对于各种质疑和争论，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南平曾对本报表示，希望外界理性看待这次改革，允许尝试。“在大家意见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时候，你要敢于先行先试，这就是改革。”

　　作为“南京九条”的设计者，杨卫泽认为：“人才、土地、矿产都是存量财富，这些财富不通过一定手段，是不会自动创造新的财富的。就像矿产，你不去开采，就不会给这个城市的人民创造财富，甚至还会消亡。”杨卫泽说，用改革的方法创造新财富，这需要创业的环境、创业的人才来完成。

　　为了改变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仅为44%的尴尬，杨卫泽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限制的，都要敢于创新，勇于尝试；凡是在别的地区行之有效的，都可以拿来借鉴，进行有针对性地消化吸收再创新。

　　在改革中推动改革，“九条”之后，新一轮改革正在南京展开。这一次，矛头直指高校评估指标体系。今年2月，江苏省科技厅，省人才办，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出台《在宁高校与南京互动发展评估指标体系》，评估包括4类一级指标，人才服务、科技服务、载体建设、综合评价。

　　在全国首创校地互动“打分”，“南京九条”打开“一扇窗”，新一轮改革则意在推倒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一堵墙”。而目标只有一个，让创新回归市场。

　　如今，刘和义仍处在五味杂陈中，但出来创业，他的所学派上了用场，他认为，“创业的感受是以前在学校里不能体会的。现在虽然很忙很累，心里还是很开心，很有干劲”。

　　不管是人出来，还是资产出来，所有争论者都怀有一颗心，让创新资源流向市场。刘和义的故事告诉我们，“南京九条”开辟了一条新路。在各方利益的纠缠中，这条路，有时候清晰，有时候模糊，但只要跋涉者在，路就会一直向前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