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时期，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工程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催生大量新产业。尽管近年来技术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但我国科研工作仍面临着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畅等诸多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科技创新重要力量的广大高校，应该如何引领关键技术创新，在突破“卡脖子”技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对此，代表委员纷纷献计献策。

“中美科技竞争局面告诉我们，‘卡脖子’技术靠化缘要不来，花钱买不来，只有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一条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说。

在他看来，尽管高校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方面屡创佳绩，但是不可否认，“重学术、轻技术”的思想倾向、不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协同创新机制不畅等问题制约了高校在关键技术创新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约束高校实现关键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在科技创新‘最初一公里’的原始创新能力方面存在短板，二是在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的成果转化方面重视不够，三是缺乏‘十年磨一剑’的创新氛围。”王焰新说，“这方面我们还缺乏让科学家安心、专心、尽心于创新的环境。”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东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吴智深同样有着深切的体会。

“我国乒乓球在国家队的培养上不一定比日本投入得多，但为什么是最强的？关键在于我们浓厚的乒乓球文化。”曾在日本工作多年的吴智深举例说，这与技术创新的道理是一样的，很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的形成有赖于创新氛围的滋养，“这样的创新才是可持续的，才能产生重大突破”。

在增强高校基础研究能力和优化研究环境方面，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张涛建议，一方面要加快国家实验室建设，根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依托“双一流”大学，推进各领域建成一批国际一流水准的国家实验室；另一方面要关注小型团队在创新科研中可能起到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大团队容易走向中庸之路，而小团队反而更容易取得颠覆性的创新成果。”张涛说。

“当前，我国高校硬件条件已经上来了，有的高校科研条件比美国同类高校还要好，为什么很多‘卡脖子’技术仍然难以突破？”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先进纳米技术中心主任刘昌俊看来，“是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输在等不及、等不得。”

他观察到，当前我们的考核机制更容易导致教师选择短期能出成果的、风险小的、容易通过学校考核的研究方向，追踪国外热门课题是一个选择，而原创性、开拓性、引领性研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能不能对一部分教师不做短期考核？能不能允许一部分教师开展兴趣驱动的科研？如果能，那么我相信我们在原始创新、关键技术创新、创新人才培养方面都将会有很大的进展。”刘昌俊说。

“科研评价体系作为指挥棒和风向标，对科研氛围的培育与建立起决定性作用。因此，迫切需要对现行科研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何建华说。

今年全国两会，何建华带来了一份关于“改革科研评价体系，促进基础研究重大原始创新”的提案，其中建议对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采用中长期考核评价为主（3—8年等），鼓励科研机构以实现重大原始创新为目标，自主部署研究方向、组织研究团队。

何建华还建议，对科研机构和科研团队的评价考核，主要关注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对取得重大成果的科研机构和科研团队给予重奖。一般性论文成果仅作参考，对于各类人才和承担课题的数量也仅作一般参考，“这些只是取得原始创新成果的有利条件，而非成果本身”。

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要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协同创新、集成创新是必由之路。

高校与企业的协同创新是很多委员关注的重点。“日本及欧美企业派人进入高校进修，边学边策划项目，几年之后，对人对项目都很熟悉，结合企业需求、未来发展目标，建立合作项目，甚至多个企业形成创新联盟，这种有机的产学研创新体制更有利关键技术创新。”吴智深说。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院士提出，要构建需求驱动的协同创新链。在基础研究领域，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制定国家基础研究指导战略，集中突破关键基础理论；在技术创新领域，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需求为导向，发挥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优势,瞄准重点领域协同创新；在工程应用领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引导技术需求侧企业制定并参加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创新。从而实现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应用及产业化整体创新链的无缝衔接。

在全国人大代表、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尧德中看来，推动协同创新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政府要加强战略研究，同时通过政策引领调动高校和产业界的积极性，三方配合，共同推动协同创新”。

王焰新则认为，如今，不仅科学研究要开展协同创新，高校人才培养也要在搭建跨学科平台的基础上展开，“归根结底，高校培养的人才是驱动关键技术创新的原始动力”。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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