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人才评价的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陷阱”，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人才评价中“四唯”（唯学历、唯职称、唯资历、唯身份）现象。比如在大学里，一名教师如果没有博士学位，在争取科研经费、申报课题、评职称时都会遇到麻烦。

　　在谈到用文凭来评价一个人时，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在其著作《学历无用论》中十几个地方用到了“非常荒谬”“荒谬至极”“不寒而栗”等评语。在盛田昭夫看来，正因为用文凭作为评价人才的主要标准，才“制造了日本恐怖的考试地狱”。

　　笔者认为，评价人才应该要考虑学历，因为学历表明了人的学习能力和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但是人才管理上不能“唯学历化”，而是要从制度安排上为特殊人才，为学历很低但却具有较强能力能成为各领域能手或精英的人才，留出上升通道。2011年9月，既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留过学，没有在国外顶级杂志上发表过研究论文，甚至不会用英文交流的屠呦呦获得国际医学顶级大奖—拉斯克奖，被称为我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女人”。2012年2月，土生土长的中国建筑(601668,股吧)师、从未在国外创作任何作品、名不见经传的王澍获得被称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国际大奖—普利兹克奖。两人获奖不仅提升了中国本土人才创新的信心，而且也引发了对人才评价应该打破“四唯”思维的深入思考。

　　当前，“四唯”陷阱在人才引进环节的评价中经常显现。近年来，一些国内大学、科研机构，在招聘人才时直接提出“洋名校博士”这样的学历、身份要求。而对于人才来说，最好的环境是让所有人平等、自由竞争，但给某一群体特殊优惠的政策，恰恰制造了不平等，难以形成真正吸引优秀人才的人才环境。还要看到，选择回国者中，还有相当数量是将“海归”作为“身价”标签者。出国留学和在国内读书一样，都应该立足于完善人格、提高自身能力、发展综合素质，离开了人格的完善、能力的提高，空有“海归”身份毫无价值。

　　纵观近年来的博士热，背后隐现着一个共识：博士就是人才。这是粗放式的评价思维指导下产生的结果，是“四唯”陷阱的直接体现，这种思想严重影响着当前的人才评价实践。

　　探讨人才评价问题，一个决定方向的问题是“谁来评价”。其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已经给出了答案：党政人才的评价重在群众认可，专业人才的评价重在社会和业内认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评价重在市场和出资人认可等等。但是，在人才评价的实践中仍然存在浓厚的“官本位”色彩，领导意志往往决定着最终结果。

　　问题是，很多官员对学术是门外汉，他们往往只对政绩感兴趣，而最能体现政绩的东西，莫过于那些标签式的、可量化的指标。例如让一个官员去精确衡量一所大学或者一名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实在是一项难度太高的任务。但如果让他去统计一所大学究竟有多少教授、博士，去了解一名科研人员拥有什么样的学历、发表了多少论文，那他就能轻松胜任了。可以说，正是行政权力对人才评价的偏向引导，诱发了当前科研队伍的一系列弊病：考博热、发表论文热、学术造假热等等。

　　一个博士文凭，可以轻易按有关规定套上个行政级别，从而得到与此有关的优厚待遇。这么巨大的压力，使大学教师甚至公务员中的考博热高烧不退，许多青年人为此在生活和教学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道理很简单，考博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最终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对学术研究及实际工作却并不一定有用。

　　更有甚者，对官员来说，用权力换取一顶“博士帽”，便有机会获得更大的“乌纱帽”。权学交易之下，就有了某地厅长不考试、不上课、不做论文就拿到博士文凭的事件。这种“注水文凭”，是对勤奋刻苦的莘莘学子的无情嘲弄，不仅让文凭“含金量”大打折扣，更破坏了高校的公信力，让人们对神圣的学术殿堂产生了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