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荣昌调研的陈晓勇博士为肉牛养殖场做技术指导。
赴江津调研的巩世广博士和村民在田间探讨增产增收问题。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贺岁电影《天下无贼》中黎叔的一句“幽默”,真实地道出这个时代的特征。
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年轻直辖市,对人才的渴求更是溢于言表。7月4日至11日,受重庆日报和市科委之邀,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八所涉农高校的113名博士研究生赴重庆9区县参加社会实践。
7天的时间虽然短暂,却让双方都受益匪浅。同时,它还开启了校地合作的新模式,为招揽人才辟出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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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效益农业 离不开人才支撑
在网络上,不时有网友将重庆直呼为“农村直辖市”,话虽直白,却也部分反映出重庆的城乡结构实情。
去年,市第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到2017年,重庆将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决定做出后,网络上叫好的有之,质疑者也不少,而质疑的焦点集中于一个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直辖市,如何在短短几年里迅速建成小康。
重庆给出的答案有很多,而加快推进效益农业无疑是其中的重头戏。众所周知,科技是农业的第一生产力,也是现代农业的显著标志,对于重庆而言,如何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中依靠科技解决现实问题?
“我们感觉,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市科委相关人士坦言。
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言,在人才资源异常稀缺的21世纪,重庆农业人才的形势不容乐观。
2005年时,我市曾编著完成《重庆市紧缺人才需求目录》,明确指出从2005—2010年,我市各领域最紧缺的人才中,农村人才缺口高达10万人,尤以农村经济管理、市场营销专业需求最大。
5年后,这一缺口不降反增,市农委曾在2011年出台《重庆市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其中明确指出,我市农村实用型人才仅占农业总人口的14%,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
市科委曾做过仔细调研,得出了我市“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水平不高”,具体表现为农科教脱节,应用研究力量较弱,农业常规技术多、重大关键技术和生物技术少,生产技术多、加工和保鲜技术少。此外,农业劳动力素质不高,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4年,比城市人均受教育年限少4.1年,特别是在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2.1%,经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比很少。
“所以,我们打算通过博士生下乡服务的活动,让科技特派员、农技员、企业相关负责人和农民从中学到一定的专业知识。”该人士说。
5月,这项活动开始筹备,市科委在征集了相关区县的意愿后,将需要的学科类型提供给了各涉农高校。7月2日起,8所涉农高校的113名博士生陆续抵达重庆,并于7月4日分赴各区县,去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农学博士在鸭江梨种植基地与技术人员交流。

赴铜梁的夏宇鹏、张一林博士每日至少步行5公里,在生态荷花园与师傅一起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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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农村既是课堂 也是讲堂
由于组织得力,专业对路,113名博士生很快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基层大展拳脚。
在合川,主修农业经济的于欣慧很快发现了她所服务的港友园果蔬专业合作社存在的毛病:大户带动,社员享受“保底价收购”服务,并不承担风险,因此农民对合作社的风险并不关心,整个合作社无法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也是我国农村合作社的通病,我想,只有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渐发展,农民的意识渐渐提高,这种情况才会逐步转变吧。”
在永川,两名农学博士生刘芳与刘婷刚到,就接到了所服务企业老总的“请求”,希望她们能为目前感染率高达15%的茶树菇产业找到“病因”,并对症下药。她们先后查看了接种室、生产大棚和周边环境,与技术员一起探讨,查找了大量文献资料,发现其重要原因是接种室和生产厂房都在公路边,扬尘得不到有效控制,达不到无菌实验室的标准,“可以考虑在接种室和生产厂房里安装紫光灯,降低空气中的细菌和粉尘数量,并在进入时要求工人换干净衣服、戴口罩,两者配合应当会有效果。”
113人里,绝大多数是第一次深入西部农村,对于他们来说,这次实践之旅同样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例如,参观完綦江永城农博园后,来自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华露便告诉记者,农博园的瓜菜长廊,爬满各类蔬菜,葫芦、丝瓜、白瓜,还有的他都叫不上名字,“看来需要好好地向当地农民请教一番,这一次真没白来。”
赴綦江服务的甘芝霖颇具自我批评精神:“都说我们是来传道授业解惑的,但实际上那些有几十年经验的农技员和农民,他们难道不懂我们说出来的解决之策吗?但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说明我们的建议并不成熟。”
一位在区县科委工作多年的同志则表示:“其实在高校里,科研生产难以对接是个大问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很少有单项的、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项目,更多是很宏观的研究课题。”
他说:“不少大专院校到我们这里来调研,也就到县一级,镇里都很少去,更不用说下到村子里,而这一次,虽然博士生的建议有的成熟有的不成熟,但毕竟让他们真正下到了基层,了解了农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赴大足农学博士合影。

农学博士参访大鲵养殖基地并与技术人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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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双向教育 又是双向选择
这种“有益”体现在诸多方面。
7天时间里,记者一直跟踪采访,发现不少人的思维观念似乎在潜移默化地发生转变。
在活动启动的头两天,记者便就同一问题询问过多位博士生,即他们未来如何就业,他们的回答几乎千篇一律:“首选公务员,其次是农业部下属科研机构,最后是大学老师。”
但当活动结束时,不少人在总结陈词中却明确表示:明白了自己学习的意义所在,那就是扎根基层,扎根农村,这样才能真正学以致用,为“三农”工作服好务。
不少人对重庆留下了好印象,“重庆美丽、大气、有灵气,重庆人热情,耐心,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我想未来就业时,或许会将这里也纳入考虑范围吧。”浙江海洋学院的李松感慨地说。
事实上,这次实践活动只是校地合作的开端。活动结束后,113名博士生将分别就这次重庆之旅撰写调研报告,由重庆日报与市科委收集整理、汇编成册,并抽取其中有用的部分进行实践,使其能够发挥应有的功效。
各企业也借此机会,和未来的潜在农学专家们建立了良好关系,如遇到技术难题,可随时请教。
市科委更是紧密筹划,留下了10名博士生到相关区县挂职锻炼3个月,增加他们与基层“亲密接触”的机会,从而为未来的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对于重庆来说,这样的科技服务实践活动多多益善,明年如果条件允许,我们也会组织类似活动,让更多人知道重庆的发展变化,让更多人了解重庆农业,并愿意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这项事业添砖加瓦。”市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113名农学博士留下千条好建议
“为降低生猪转运时产生应激反应,我建议改进转运通道。为提高高山蔬菜品质,我建议引入微肥意识……”7月11日,113名农学博士虽然结束了在重庆的实践行程,可他们所提出的上千条好建议却开始“扎根”重庆农村。
7月6日上午9时,在潼南县开展服务实践的湖南农业大学农药学博士刘维帅,从在永川的同学处得知当地石笋山地区种植的桂花、猕猴桃、西瓜等作物杂草泛滥急需除草技术支持的消息。当地农户希望找到见效快、对作物安全的农药。
“我虽然研究农药,但主攻的方向是害虫抗药性,对杂草抗药性研究还不够深入。”刘维帅告诉记者,当时他真的有些犯难,但又不能说,自己是研究害虫的,管不了杂草的事。
刘维帅深知农民劳作的艰辛和收获的不易,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永川农户解决这一难题。
“我首先电话求助了长期从事杂草研究的同门师兄张峰。”刘维帅说,张师兄了解到受灾作物已经种植5个多月,怕受药害,不敢轻易给出解决方案,于是保守地建议施用陶氏益农公司生产的开路生除草。但刘维帅担忧,师兄未能到实地了解情况,恐怕无法给出最佳方案。于是,刘维帅又和导师、湖南农业大学的周小毛教授和刘祥英副教授取得联系。
两位专家在详细询问了永川石笋山地区的气温、海拔、主要虫害、农户施用的农药等相关情况后,给出了施用“草胺膦”加“乙草胺”的解决方案。刘祥英副教授还认为由于现在已经过了施药适期,应施用“草胺膦”或“高效盖草能”进行补充。
最后经过湖南农业大学在校同学的集思广益,给出了10种能有效除杂草的方案。刘维帅综合各方面信息,并结合石笋山的实际情况,给出了解决方案。
“我认为应首先施用草胺膦加乙草胺。”刘维帅详细介绍,草铵膦以触杀为主,因此没有杀根作用,对作物安全。乙草胺是选择性芽前处理除草剂,主要通过单子叶植物的胚芽鞘或双子叶植物的下胚轴吸收,吸收后向上传导,通过阻碍蛋白质合成而抑制细胞生长,使杂草幼芽、幼根生长停止,进而死亡。再施用陶氏益农公司的开路生,即41%的草甘膦,每亩大约用150毫升。开路生是内吸传导型灭生性除草剂,茎叶喷雾处理。开路生可防治300多种杂草,使用面广,对人畜安全无毒,对环境友善。同时,施用高效盖草能。高效盖草能是一种苗后选择性除草剂,茎叶处理后能很快被禾本科杂草的叶子吸收,传导至整个植株,积累于植物分生组织,抑制植物体内乙酰辅酶A羧化酶,导致脂肪酸合成受阻而杀死杂草。喷洒落入土壤中的药剂易被根部吸收,也能起杀草作用。
解决方案被立即反馈给湖南农业大学永川博士团队员,上午10点半,永川博士团队员为石笋山地区农户讲解了该方案和注意事项。
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农学博士们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像这样的案例几乎每天要发生。”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创新发展办公室项目主管余林林告诉记者,虽然“2013百名农学博士重庆行”活动已经结束,但百名农学博士所留下的千条“金点子”、“好建议”必定会在重庆农村“生根结果” 10名博士生留下来了
“我的调研报告的选题是‘县域水果产业化发展预警与对策建议’,这不是一两个星期可以完成的,所以我选择了留下。”7月16日,记者拨通了留在武隆县挂职的西南大学农学博士刘涛的电话。除刘涛之外还有9名农学博士选择了继续留在区县挂职锻炼3个月,为未来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我对口帮扶的点是武隆县鸭江镇脆冠梨专业合作社。”刘涛介绍说,合作社成立于2011年5月,从最初的10户社员发展到当前的560户。社员出资200万元,带动鸭江镇4150户农户种植脆冠梨等水果。
“短短两年的时间,合作社就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实在不容易。”但攻读农村与区域发展的刘涛,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刘涛说,通过调研发现,合作社还处于简单粗放的扩张产业规模,并没有顾及到市场容量,最终将影响到农民的实际收益。其次,盲目扩张规模而不考虑区域间的同质化问题,最终也会引起产品的恶性竞争。再次,政府当前的全程代管模式并不适合品牌的市场化运作,无法以市场需求来引导产品的生产供应。
“不仅如此,合作社的结构过于松散,农户入社及退出并没有严格执行管理章程,同时合作社的自我管理,民主自治等机制不够健全,部分形式主义的流程限制了合作社的真正活力。”刘涛说。
“我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建议,在未来3个月的挂职锻炼中,我将根据实际情况再对建议作出调整,确保农民受益。”刘涛告诉记者,他已经建议当地主管部门从县域角度统筹规划区域内产业发展,各有偏重相互交叉,可发展不同种类产品种植,同时也可以发展同种类不同品种的种植,力求树立区域特色。
“另外,我认为可以取消贴在脆冠梨表面粘贴的激光标签,用二维码标签替代。”刘涛笑着说,这样不仅更环保健康,而且,科技含量更高,对于年轻一代更有吸引力。
在潼南县挂职的华中农业大学农学博士李春丽正运用所学的食品科学专业,为延长农作物保鲜期作着努力;在铜梁的青岛农业大学农学博士陈立宁也正为提高当地农业信息化作着准备……
“10名挂职的农学博士,既是10颗含苞待放的科技‘种子’,又是农村与农科学院沟通的桥梁。”重庆市科委副主任王立军相信,农学博士的调研成果必将推动我市农村现代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