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社会学系的9名教授联名公开呼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

　　不得不公开的呼吁

　　“我们本来是想等到手上的教学任务结束之后，能够深入工厂进行调查的同时发布这个呼吁的。但是事情来得太快了，我们不得不提前将这份呼吁发布出来。”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坦言。

　　在教授们的眼中，过去30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低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进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此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也被长期忽略。

　　当我国的一些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占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之时，教授们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等社会现象。

　　26教授们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辈那样想再回家做农民。就此而言，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

　　“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教授们警示，全社会应该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教授：还劳动者有尊严的工资

　　“首先应该把这些工人的工资提上去。”潘毅指出。

　　富士康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迅速发展壮大。潘毅认为，富士康的今天，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心血汗水。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大型企业，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本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另外，‘农民工’这个词从此应该消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也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教授们表示，所有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的同时，还要在权利方面作出切实努力，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同时也呼吁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表示：“农民外出打工，是他们的基本生存状况。生活境遇、劳动条件包括收入，以及基本权利受到损害，症结在这里。我们需要以一个开阔的社会性眼光，从制度安排、体制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